作者：朱玲 余美英 李天际 王洋 戴菁菁

　　住房、房地产、房价、安居……有关房子的话题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有关调查显示，今年两会，物权法草案、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节能减排等，都将成为热点新话题。而不变的是，住房问题依然还会继续“蝉联”热点话题。

　　2006年，国家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可谓不大。5月17日“国六条”的出台，开始从住房结构、住房保障、土地政策等环节梳理楼市的深层矛盾。从单个部门唱独角戏到多部门携手合作，从银行加息手段到税收征收，从限制外资炒楼到严查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调控手法也日益纯熟。

　　然而，不少地方房市依然高烧不退，许多城市房价上涨依然较快。在这样的形势下，房价注定会继续成为今年两会上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学术委员会主席陈祥福在提案中建议，我国城镇可以考虑实行“一户一房制”，即倡导“一对夫妻拥有一套房子”，并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该制度实施。

　　陈祥福委员的构想是，国家可以对目前的房子，按照户口或居民身份证进行清查；对“一户一房制”之外的房子，国家对之进行回购。

　　部分不愿意房子被回购的房主，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持有此类房子付出高昂的代价；回购来的房子中，国家拿大多数用作出租房，提供给有住房需求但又未购房者；而且，老百姓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住房需求，支付相应的租金自由选租。

　　而面对现有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陈祥福委员的态度并不乐观。他认为，“经济适用房”政策从目前国内推行的现状看，固然是解决了一部分住不上房子的老百姓的问题，但从整体上说，并未很好地达到国家预期的效果，也并未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倒是增加了一些“腐败因素”。

关键提问

　　投资房产成了“投机游戏”　　针对自己的提案，陈祥福委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部分拥有多套房者，钻了“房改政策”的空子　　记者：您提出“一户一房制”，出发点是什么？

　　陈祥福：国家出台了两大政策，依然未能解决房价上涨的问题。有小部分人拥有两套或者两套以上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到，新开发一处房产，总是很快一购而空，但同时新房的空置率也不低。与此同时，大多数老百姓都买不起房，甚至没有房住。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个状况，同时也不仅仅是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记者：此话怎讲？

　　陈祥福：房改本身就有问题。有些人通过“房改”拥有了很多套房子，通过“房改”占了大家的便宜。

　　记者：比例占多大？在一户多房者当中？

　　陈祥福：相当比例。

　　■“一户一房制”，即倡导“一对夫妻拥有一套房子”　　记者：怎么理解“一户一房制”？

　　陈祥福：根据婚姻状况，一对夫妻一套房子。

　　记者：怎么确保实施“一户一房制”？

　　陈祥福：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房子，按照户口或身份证清查。首先，要制定“一户一房”的相关法律政策和配套的规章制度，现在我国法律在这一点上是空白。西方对“一户一房”有详细的条例，买第二套房子有很多的法律限制，不完全是价格上的问题。其次，面积也要限制。结合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社会经历和年龄大小、职务职称等各种因素，制定一个社会公认的“面积标准”。

　　记者：已经有多套房子的家庭怎么办？

　　陈祥福：国家清查了，你想拥有多套房子，可以，但得付出相当的代价，譬如，按照商品房重新估价，不再是以前你买的价；你不愿意继续拥有，也可以，国家回购，作为出租房提供给市民。不同的房子需求，不同的租金。我不提倡“居者有其屋”，提倡“居者有屋住”。

　　■提高房产投资的门槛，遏制炒房　　记者：国家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您怎么看？

　　陈祥福：这一政策的推行，本意是想让普通老百姓受惠。但事实上呢？我不赞成搞“经济适用房”。从目前推行的现状看，“经济适用房”增加了很多腐败因素。还不如国家回购房子，分为“出租房”和“商品房”：前者为大多数，解决居住问题；后者为少数，用于投资。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要提高房产投资的门槛？

　　陈祥福：对，不要鼓励和引导老百姓参与房地产的投资。现在，很多老百姓参与炒房。借助银行的贷款，投资房产，卖了或把它出租，自己还是住在以前的房子里。房子跟其他商品不一样，占用的是土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现在是不好估价的。所以，投资房产，成为了许多人都跃跃欲试的“投机游戏”。

　　记者：您预想过实施后的效果吗？

　　陈祥福：我估计会很有效。少数人会极力反对，但大多数人会赞成。并且大多数拥有多套房子的人，都会纷纷把房子退出来，如果国家出台相关法规的话。

现状扫描

　　一人多房现象普遍存在

　　“一人购买多套商品房甚至是经济适用住房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一线大城市，甚至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的县级城市或者城镇都普遍存在。”昨天（3月3日），当记者就“一人购买多套房”的话题采访北京中原地产、上海复地、浙江金都集团、深圳招商地产、广州宏宇集团等负责商品房销售的相关管理层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

　　据介绍，从2001年申奥成功至2006年上半年国家出台从交易环节进行税费调控的政策以前，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中高档楼盘，尤其是那些交通便利或者位置在城市中心或在公园边上等区域的高档楼盘，几乎有40%的客户都是些“熟悉的面孔”———一次购买多套或者是跟随公司开发进展多次买房的“老客户”。

　　从2004年起相关部委和各省市政府陆续出台或者正在酝酿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市房地产协会1月初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一人购多套房的现象客观存在。建设部、商务部等6部委去年出台“限外令”，明确规定外籍人士购买自住商品住宅须在满足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情况下限购一套。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浩坤本月3日透露，该厅正在制订方案，探索开征“城乡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费”，对于一人多房现象征收费用，方案力争在年内完善成型。而北京市房地产协会1月初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造成房价上涨、住房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实际上闲置房比空置房要多好几倍，少数人拥有多套住房，而这和不久前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北京1/10的人拥有两套住房的结果相一致。

　　“一人购多套房”是问题还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昨天记者就此采访时，业界以及专家学者看法不一。

　　中原地产总经理李文杰从美国的做法说起：美国人一人只能有一套政府支持的住房，享受政府给的优惠政策等。卖这套房子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买房后必须要居住两年以上才能卖。如不符合这一条件或一人有多套住房的，买卖就要缴纳高额的税费。房屋产权人是谁，每年谁就缴纳地皮税。“这个政策应在中国执行，因为规定一人只能购买一套住房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要做的就是从税费以及户型设计等方面进行调整。”

　　而北大不动产研究中心的有关人士指出，在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尚没有健全的当下讨论“一人多套房”的问题毫无意义。他认为住房问题必须靠“两条腿同时走路才能得到解决”，两条腿是指政策保障性住房和市场上的商品住房。“现在的问题是政策保障性住房体系无论是从准入制度还是退出机制以及违规购买处罚机制上都还没有到位。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例，真正需要经济适用住房的人买不到，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不该买经济适用住房而买了的人为此受到相应的处罚，相反舆论指责的多是很多按照市场价格购买了多套商品房的所谓投资或者投机人。”也正因如此，他提出应该从政策完善和税费制度建立上双管齐下解决“一人多套住房”问题。对购买了多套政策保障性住房的人要处罚，对购买商品房进行投资或者投机的则要从交易或者保留环节提高税费。

　　符合条件者只能一人享受一套保障性住房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商品房也应有所限制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要看“一人多套房”问题，必须先分清楚“房”是什么房。该人士强调，目前就住宅而言中国从大方面看有两类房，一是政策保障性住房，一是商品房。对于前者，该负责人肯定地说，符合条件的人一人只能享受一套；而后者，要在遵循市场规则的前提下购买，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还不成熟，所以对很多投机购房人应当限制。而且从土地资源的稀缺看，也应该限制，这也是2006年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限购一套自住房政策以及征收二手房交易环节的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税费政策的背景。

众人支招

　　今年政协1号提案关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规划建造公共住宅资金列入国家预算

　　记者昨天（3月3日）从民革中央获悉，由民革中央提交的《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的党派提案，被全国政协提案组定为今年的1号提案。

　　民革中央在该提案中指出，国家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其直接目标是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供求结构失衡和价格过高的问题，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然而，房价在政府调控的同时不降反升，使政府的政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民革中央认为，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而实施的一项工程。可事实上，经济适用房自开发以来一直受到争议，有人甚至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既作为政府的福利房，又作为商品房的矛盾，经济适用房在建设中往往虚报成本、超标建筑、抬高价格，从而导致经济适用房“富人化”。因而，通过商品房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为实现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民革中央建议，政府建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受惠对象应当锁定在低收入家庭，首先满足贫困家庭居住的基本需要，所建房型也应当是小户型。

　　其次，民革中央建议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由政府负责。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全权负责公共住宅的土地供应、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资金列入国家预算。房屋建成后，政府根据需要决定出售或租赁、房价或租金水平。

　　此外，民革中央在提案中还建议利用市场机制建造公共住房。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进行施工的建筑承包商必须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建房。政府可以实行注册会员制，将建筑商纳入发展公共住房系统。政府工程的招标，通常只在注册的会员中进行，以利于监督管理，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跟踪楼市走势18年

　　应该通过立法来限制低价房用地盖商品房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跟踪房地产走势迄今已有18年，由于近年来房价飙升和百姓对住房问题意见颇多，他又做了5年的深入调研，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他认为“住房问题是需要解决也是能解决的”。

　　说起群众住房问题，任委员提高了声调：“以北京为例，2005年户均年收入2.7万－4.6万元的占60％，这样的家庭，就是不吃不喝，要在北京买个100平方米的住房也要工作20至30年。”他说个人纳税起征点调整为月收入1600元后，有人统计能纳税的人仅占工薪阶层总人数的20％多一点。这就是说，个人年收入不到2万元的人，在全国工薪阶层中占到近80%，“这同数十万或上百万的高房价比，怎能不望房兴叹。”他提出，在作低价房对象的定位时，应锁定80％的低收入人群。而且应该打破户籍概念，把那些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外地人和农民工考虑进来，分别用低价房和廉租房使他们安居。

　　任委员提出，既然有80％的城市居民应该作为低价住房对象来考虑，就首先要从土地的管理、分类、定价来做起。一是要把市场上商品房与低价房（包括廉租房）的用地严格区别开来，同等条件下可考虑有若干倍之差。二是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买油的钱不能买醋。要通过立法，限制低价房的用地决不允许盖商品房。三是低价房用地不进入市场，谁建谁用，决不允许进行转让。

　　任委员去新加坡调研时，发现他们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的组屋都是由建屋发展局承建的。建屋发展局为非赢利机构，从银行取得低息贷款，从国家土地局买来专用于组屋建设的低价土地，房子建成后，除少部分一室或两室的用于廉价出租外，大部分都以较低价格卖给低收入家庭。

　　任委员最近在温州苍南县调查时，发现他们为居民建的一个28万平方米的小区，是在设计好后，委托一房地产公司修建的，每平方米给房地产公司提成20多元，该小区的房价每平方米只有610元至630元（不含土地费）。承建该小区的地产公司得了六七百万。

　　任委员认为这两个经验如能在我国低价住房建设中进行推广或通过核定成本后进行招标承建，一定能大大降低房价，而且可以使房地产公司有钱可赚。这样既不会使房地产业萎缩，也不会造成建筑工人下岗。

　　任委员特别提出坚决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能否引起重视和得到妥善解决，关键还在于能否对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出重拳。只有黑洞堵上了，管理清廉了，才能避开腐败分子的操纵，才能制止既得利益者的纠缠。这样，房地产的改革才能更好推进。

　　王长德委员建议

　　打破房地产业垄断 支持民间集资建房

　　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长德教授建议，政府应鼓励建立平价房地产企业，并大力支持单位集资和民间合作建房，从而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

　　王长德认为，房地产业的垄断是造成房价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房地产业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土地垄断、市场垄断和房地产商的直接价格控制。“部分房地产商利用信息不充分的市场缺陷，通过各种形式哄抬房价，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王长德举例说，2006年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000元，而同时期房屋均价达每平方米4000元。“这意味着一个中低收入的三口之家，不吃不喝，积攒几十年才能买到一套9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屋。”

　　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房地产业视为发展经济、拉高GDP数字的“主要支柱”，将大量的土地投入房地产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这种短视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足，但却增加了房地产的成本，成为高房价的一个直接诱因。

　　“高房价已经与上学贵、看病贵并称为新的三大民生问题，成为催生社会不公，妨害社会和谐的极大隐患！”王长德为此忧心忡忡。

　　王长德建议从几方面入手打破房地产行业的垄断，一是由政府牵头、多渠道投资，建立平价房地产企业，主要为中低收入者建造经济适用房；二是允许单位集资和民间合作建房，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做到“居者有其屋”；三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限制囤积居奇。

　　他还呼吁政府健全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督促开发商公开房价成本，提高房价透明度，建立诚信的房地产市场环境。